研究温病学而演成的学术流派。温病指起病较急，热象较盛，传变较快，容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，包括风温、温热、温疫、温毒、春温、暑温、伏暑、湿温、秋燥、温疟、伏气温病等。温病的研究是在“诸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”的事实，经实践积累、理论升华而发展起来的。其代表人为叶天士及薛雪、吴鞠通、王孟英等，代表作有《温热论》、《湿热条辨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等。因温病范畴也属于外感热病，但又与伤寒有所区别，故温病学派在崛起时就有着学术上的争论。温病学家主要研究温病特有的传变规律、察舌验齿等诊断手段和辨证方剂等。但温病学说的理论还不仅限于治疗温病，对杂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导价值，温病学派把中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温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自刘完素倡“热病只能作热治，不能从寒医”之说后，其门人马宗素《伤寒医鉴》、镏洪《伤寒心要》、常德《伤寒正统》都对此大加阐扬，认为治热之法惟表里二途，力主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，从而形成“寒凉派”。此后，元末明初王履在《伤寒溯洄集》中，亦提到温病“感天地恶毒之气”，“温暑及时行寒疫、温疟、风温、温毒、温疫等，决不要以伤寒六经诸病通治”。此时对外感热病诊治通行的说法是：“外感宗仲景，热病用河间”，表明外感伤寒和温热病的治疗已逐渐分离。事实上河间学派是温病学派的先驱。

明代末年，温热病流行，诸医用伤寒治法不效，这一新问题促进温病学说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吴又可在实践基础上，指出当时流行的是温疫，而非伤寒，按疫施治，大获奇效。于是他撰成《温疫论》，提出温疫是戾气所感。他对戾气所入之门(口鼻)、所受之处(客居膜原)及特殊的传变途径均有论述。主张温疫与伤寒应严格区分，治法当以疏利(疏达膜原)和分消(祛邪逐秽)为要务，还提出温病下不厌早，汗不厌迟，总宜顾存津液为原则。这些主张给后世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启发。此后清初的戴天章，以吴又可之源为基础，详言温疫病状，以分辨气、色、舌、神、脉等诸方面来区别温疫与伤寒，其治法则有汗、下、清、和、补五法。清代乾隆年间，瘟疫又复流行，当时余师愚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，内入于胃，敷布于十二经所致。因此他创制清瘟败毒饮，重用石膏，泻诸经表里之火，对斑疹的辨析亦有说明。这一时期，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，学者们对温热病的病因、症状已有一定的认识，但在其病机理论上尚未能统一，还缺乏更明晰的研究。

清代中叶以后，医家对温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。其中核心人物有叶天士、薛雪、吴鞠通、王孟英等。临床大师叶天士提出，新感温邪，上受犯肺，逆传心包。又提出肺主气属卫，心主血属营。他把温邪进入人体的病理过程分为卫、气、营、血四个阶段。提出卫之后方言气，营之后方言血；邪在卫，可汗解，在气乃可清气；初入营分，还须清气透营，即入血分，方可凉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温病的见解。他的言论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《温热论》中。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从此确立。此外，叶氏在察舌、验齿、辨斑疹白?等方面也有许多卓见。与叶氏同时的薛雪，对温热病之一的湿病，在病因、病机、病证、治法等方面亦有专题系统认识，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。

此后对温病学说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吴鞠通、王孟英等。吴鞠通在深研叶天士医案基础上，结合自己的心得，写成《温病条辨》，为系统论温热证治之始。他按温热病的传变情况，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三个阶段，建立了三焦辨证纲领。三焦辨证实质上结合脏腑来讨论病位、病势，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病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。他将清络、清营、育阴三法作为治病的大法，总结出了桑菊饮、银翘散等一系列与治法相适应的名方，从而确立了温热学派包括病因、病机、诊断、治疗的理论体系。王孟英对温热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《温热经纬》一书中。此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，以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为经，叶天士、薛雪诸家论说为纬，广征清代温病学家之论，附以王氏自家评议，淹贯各家之长，不抱门户之见，对温热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较大的作用。温病的研究至此则进入了成熟时期。